一种文化思想的成熟与阐发必然关涉以自主性、独特化的方式实现对抽象普遍性的超越。以此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必然包含着两个必要的前提性判断：其形成意味着作为实在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超越了抽象一般性的文化拘囿；其形成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真正成熟，以“思想”这一系统性表达将总体性原则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展开过程之中。因此，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总体性思想体系的逻辑展开，并领悟其原创性发展与超越。
对文化形态论的发展与超越
在传统视阈中，文明一词“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特指一种“开化”的状态。在随后的演进中，文明逐渐具有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等级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思想，“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嵌于历史基础和文化向度之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与根脉，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理念与实践，更深层次、更高维度地丰富拓展了文化形态论，超越了西方单一性、抽象性、思辨性的文化静态论。
一方面，“两个结合”思想回答了“结合”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突出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结合”的可能打下了最为开放的基础。与此同时，“结合”的前提还意味着要“彼此契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突出地表达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和“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思想元素，这些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就从本质上为“结合”何以可能作出了深刻回答。
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思想还回答了“结合”为何可能、如何可能的逻辑性、本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与我们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质相关，而且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本质相关；正是这种相关性的具体化行程，使我们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结合”的结果是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已经一体化了。由此，中国文化便可以寻求并迈向属于既是“中国的”又是“我们时代的”新文化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层面上的新的自我意识与自我主张的转向。
对文化本质论的发展与超越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概念通常是以同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状态来出场的。马克思超越了传统西方文化论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以自由自为的劳动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彰显人类超越其他物种的创造性本质；另一方面又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揭示了文化的社会属性，视文化为物质生产之后的精神生产。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根本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创造性地从人民“日用而不觉”这一角度重新论述了文化从存在到表征的一系列过程，并“最本质、最深沉、最持久”地诠释了文化的本质力量，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本质论。
“日用不觉”意指人在文化生活状态中而未能察识其已然身在其中的认知状态。“日用”说明文化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本质上已然凝缩于人民群众日复一日的日常交往与生活习惯之中了。“不觉”则说明人的已经日常化了的文化体验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状态，是人对文化、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边界消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思想，就获得了文化本体论上的意义。
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诠释了文化的本质力量。他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这一原创性论断，是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实践的观念总结，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力量。
对文化主体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自信”范畴凸显了文化发展中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的辩证统一。如果说一个文化或文明要作为独特的生命体而展示其面貌各异的生命张力或精神类型，那么这个文化或文明就必须以一种极高的自信状态显现其自身的精神“心脏”——主体性。文化自信首要的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对自身独立自主的民族性的积极彰显，这就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自信还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将一切先进的文化加以批判、反思与改造，并以创造性的姿态从二者的融会贯通中发展出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化旧为新、化外为己地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中心”范畴彰显了文化发展的价值立场与根本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中心”是把人民群众视作积极有为的文化创造者、融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行动者和文化发展成果的最终享有者，把文化“化人”的社会属性跃升出人的原始的自然状态，揭示出文化主体的超越性、“彼岸性”与“实在性”相互统一的过程。
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展与超越
第一，坚持“定位”与“定法”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论断明确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定位，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将其列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的首要内容。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置于重要位置，既从实践方法上标明党的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意义，又从思想层面指明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能丢；既有思想理论上的深刻内涵，又有工作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第二，坚持“领导力量”与“使命任务”相统一。将原本仅指涉阶级意识形态关系的内容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这一更高维度、更广范围、更深层面中，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阶级本色寓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主体属性中，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创新者，赋予文化领导权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坚持“武装全党”与“教育人民”相统一。这既反映了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文化动能，又反映了党发动群众、凝聚力量的方法依托。将实践性与现实性贯穿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始终，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对文化交往论的发展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赓续，以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逻辑对世界历史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等价值规范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原创性地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世界之问。
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世界文明历史的普遍追求与基本定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类普遍交往的社会历史作为基本依据，改变了对不同价值观念互动交流的诠释框架，包含着人类建构更美好生活秩序的实践动力和理性期望。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全体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价值高度上，探寻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在此框架内，不同文明才能在更加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念中不断交流互动，国际关系格局也将在世界大同、人类大同的价值普遍性追求之中达至和谐共生。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作为其世界文明观的基本出发点，把人类文明发展置于现实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之中，尊重特定交往关系中世界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用切实可行的、反映全体人类真实需求的话语形态，打破了西方现代文明抽象化、形式化、先验化的虚假价值表达。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平等交往的文明关系，体现了异质文化价值平等协调、自由选择的开放关系，在“小我”“大我”与“我们”的辩证统一中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迈向更高阶段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超越一般抽象性的自我意识转向，要求文化发展必须摆脱一切为先验逻辑所固化的非现实性普遍教条，始终植根于既定社会的自我现实活动之中，不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实践理路与价值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