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恢复合作势头，而不是屈从于以邻为壑的本能政策，它将决定我们能够以多大程度、多快速度，重新步入更有效的可持续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令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并且这一状况还将持续。从疫情的创伤中实现复苏只是我们未来任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疫情前遗留的问题。比如，尽管我们大力宣扬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实际产出和贸易的增长却呈下降趋势。又比如，怎样适应气候变化，这实质上要求能源、食品、建筑材料、运输工具等各方面的供需增长均转向去碳化。同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根深蒂固的藩篱。科技进步在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散发着耀眼光芒，赋予了我们丰硕成果，甚至无处不在，但它却并未实现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时所渴望的社会平等。然而最令人悲哀的是，在最迫切需要合作之时，我们的合作承诺却在减弱。
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政府或将继续专注于疫情的减损控制。在卫生、基本消费保障、就业支持、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生存基金，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教育基金方面，空前庞大的社会预算将继续在财政政策中占据突出位置。各国央行仍将通过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继续推进量化宽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
无论我们多么强烈地赞同财政和货币的大幅扩张以期控制损害，也必须对未来的支出以及如何消化成本有所警惕。为了支付巨额债务利息、进行分期还款，提高税收只是迟早的时间问题。而税收的增加唯有源自高于利率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还要应对远超实际资产的企业和家庭债务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风险。有些经济体须格外谨慎，因为国内金融市场的能力有限，会迫使其在全球贸易疲软时转向海外借贷。
从概念上讲，我们或多或少知道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从何而来。巨额财政和货币刺激，将有助于防止产出和就业进一步下滑，甚至促使增长由负转正。然而，当前面临的双重危机在于，经济的供给面被极大削弱，同时民众和企业的消费支出也戛然而止，从而使得需求面大幅收缩。而大多数人尚没有认识到这种局面。我们知道，实现中长期的复苏还需另一组关键要素，即根本性的结构改革。通过根本性的改革，我们预期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将吸引更多的企业、管理和金融资源进入增长中心的发展行业。每项改革都需要在国内、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所有改革必须齐头并进。
在东亚地区，融合与合作计划层出不穷。雄心勃勃的东盟设立了旨在深化一体化和合作的内部议程，并在“东盟+6”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间建立了一个双边和区域全面协议网络。我还建议，密切关注更多东亚经济体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之外，重新唤醒“东盟10+3”合作。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对激励手段的无差别选择，同样应在贸易和投资活动中被重新唤醒。
全球倡议是不可或缺的。随着人类愿望日益趋同，为达成愿望所采用的技术也变得大同小异，无论时局好坏，全球互联互通都在不断扩大和加深。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全球谈判取得重大成功寄予期望，这在当下似乎并不现实。这是因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如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碳交易以及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贸易和投资问题等。在多国共同领导下重振的东亚地域主义，有望生成新的全球秩序共识，以有效应对多维度的不平等问题，气候变化、新的地缘经济，以及疫情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区域成功将累积势能，促进全球成功，而不是反过来。
尤素夫·瓦南迪（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副主席）
